走进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一座老屋，讲述一段抗战故事******

　　“不忘历史，同开新篇”，走进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大院内，东墙上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直抵人心。

　　这家纪念馆改造自有近百年历史的罗家大屋，从筹办到落成耗时五年，所设展览介绍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抗战历史，以及“香港抗日一家人”罗氏家族的感人事迹。

　　一座老屋，一段历史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抵抗，香港沦陷。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口号的感召之下，香港许多家庭举家参加抗日队伍。“香港抗日一家人”罗家是其中的代表，全家有11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罗家大屋是罗氏家族的祖屋，见证了香港的抗战历程。日占时期，它是港九大队的活动基地及交通站，大屋附近一带是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和海上中队主要的活动地区，在抗日活动中举足轻重。

　　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告诉记者，2017年，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提议利用沙头角抗战遗址开展文化旅游，使他们深受启发。又因罗家大屋地位特殊，意义重大，他们建议在罗家大屋设置沙头角抗战纪念馆。

　　他表示，筹建纪念馆首先是出于对抗战前辈的尊重，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后辈传承，也希望香港年轻人通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事迹，更多了解国家的历史以及香港与国家的关系。

　　罗家后人、沙头角抗战纪念馆馆长黄俊康认为，“推动建成纪念馆非常有意义，第一是对国家尽忠，第二是对社会尽责，第三是对前辈尽孝”。罗家人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重要工作，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证明香港同胞从来与祖国血脉相连。

　　在这样的契机下，展开了选址于罗家大屋、承载着港人英勇抗日奋斗史的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筹备和建设工作。

　　众志成城排除万难

　　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是香港第一间集中介绍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历史贡献的纪念馆，也是香港首个长期展示港九大队历史的国民教育基地，今年9月3日揭幕开馆。纪念馆建成的背后，是爱国爱港人士日以继夜的辛勤付出。

　　刘蜀永告诉记者：“纪念馆从筹备到建成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筹款和大屋翻修问题，比如怎么充分利用有限的展览空间把我们想讲的都讲出来。纪念馆的展览方案就反反复复改了不下20次。”

　　刘蜀永厚厚的日记本详细记录着纪念馆“孕育成长”的点滴：“2017年10月28日，下午到石涌凹罗家老屋参加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第一次筹备会议”“2019年1月29日，重新拟定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展览提纲”“2021年11月26日，完成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展览方案的修改”……

　　在纪念馆筹建过程中，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特别是该会主席黄俊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俊康和霍震寰等人士带头捐出了大笔款项，但黄俊康强调，改建及布展工程都是由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的兄弟姐妹们当义工办起来的，“我们的义工真的付出很多”。

　　“动工以后，发现这个房子毕竟已90多年了，屋顶的木结构都被白蚁蛀了。去年8月份台风季节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黄俊康回忆道，语气中透着欣慰。

　　原本因年代久远、日晒风吹虫蛀而随时可能倒塌的旧屋，经精心修缮后，获得新生，让展览讲述的故事与大屋蕴含的历史沉淀相得益彰。

　　如今，罗家后人以每年1港元的象征性租金将罗家大屋永久借给纪念馆使用。黄俊康说，预约前来参观纪念馆的团队已经排到明年3月了，到目前为止，已有超8000人次前来参观，“我相信纪念馆会被越来越多港人知道”。

　　助港人弘扬爱国传统

　　“我们开办这个纪念馆，目的在于展示港九大队抗战的历史，教育启迪后代。希望大家弘扬前辈爱国爱港的传统，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段话写在纪念馆参观行程的最后，启示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占期间，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有115名烈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港九大队及其影响下的香港民众抗击日军的史迹和遗址，作为香港珍贵的历史记忆，却鲜为人知。

　　“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中规模较大的部队，港九大队是东江纵队的下属部队。我们希望建成抗战纪念馆，是因为港九大队三年零八个月的这段历史在香港的历史教育中是空白的。”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原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之女尹小平说。

　　尹小平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香港宣传港九大队的抗战事迹。她认为，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定要告诉世人，也要告诉香港的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了解抗战前辈在三年零八个月里做了什么，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尹小平讲述着，时不时看向展板上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东江纵队的前辈们，当年都只有二十几岁，为了挽救国家于危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纪念馆建成开馆只是播了一粒种子，我们期待它能生根发芽。”她说。（新华社记者 孔维一、韦骅）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也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八纲辨证为指导思想，以望闻问切为诊治手段，以各种天然草药为治病材料，形成了理论体系完备、治疗科学合理、取材丰富、价廉物美的医疗特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名家，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等，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宋代以来，许多文士也开始留心医学研究，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进一步结合。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这种“儒医”精神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受儒医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士在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中医药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让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在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表现尤为突出。

　　明初《三国演义》在描写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涉及许多中医内容，诸如中医学理论、外伤治疗、养生保健等，华佗“刮骨疗伤”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水浒传》也涉及了许多中医药知识，例如瘟病的治疗、刀剑外伤的治疗及中医美容的方法。明代中期的《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魔小说，但书中也描写了孙悟空治病救人的故事，充满着浓厚的中医药思想。《红楼梦》是清代“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书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思想，而且通过延医诊病、养生保健等内容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医学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不愧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不但底蕴深厚，而且富有生命力，尤其是在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中医药这个宝库，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无疑是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博览群书》杂志编辑部之邀，我们组织名家研撰了“听四大名著讲中医”这组文章，为正在与疫情顽强斗争的人们送去温暖与力量。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冉耀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 汤静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全书在描写群雄逐鹿、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伐的同时，也描写了各种治病救人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涉及医学理论、疾病医药、治疗方法，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加深了情感氛围的营造，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辨证施治，治病求本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即对病人的复杂症状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判断病症，探求病机，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治病求本”的宗旨。《黄帝内经》曾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这一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时有体现，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随鲁肃赴东吴，张昭竟以言挑衅，讽刺挖苦他辅佐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其发展壮大，反而更不如前。诸葛亮面对刁难，不为所动，笑曰：

　　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诸葛亮以病体衰弱来比喻刘备的困境，以用药、食疗之道来比喻治国大计。提出人患重病之后，身体抵抗力差，应当扶正固本，可先喝粥，服用平和之药；待病情好转，正气渐复，腹脏稍微调和，再以肉食进补，用猛药治之，便可祛除病根。反之，则很难保全性命，欲速愈而不达。此即中医常说的“病重者其药轻，病轻者其药重”，反映了古代中医辨证施治的智慧和经验。诸葛亮以治病作譬，雄辩滔滔，入情入理，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东吴群儒折节叹服，最后促成“吴蜀联盟”，演绎了火烧赤壁的经典。

　　还有第四十九回，诸葛亮神机妙算巧借东风。彼时，吴蜀两国定下火攻曹营之计。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周瑜在意识到盼东南风无异于守株待兔后，不禁气郁上升，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中医认为心主血藏神，大惊会出现心气紊乱，气血失调，甚至精神错乱的症状。周瑜病倒的原因就是受到大惊的刺激，导致气血妄行，心悸不宁，兴奋和抑制系统失去平衡，才会口服凉药而全然无效。诸葛亮知其忧，认为“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遂写下十六字药方，自言能于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闻罢，气顺病消，霍然而安。诚然，此处对诸葛亮的才略虽有“神化”之嫌，却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施治理念。周瑜患疾是由“心病”，即盼东南风无望而起。诸葛亮施以“巧借东风”之良药，直达病灶所在，自然气顺而痊愈，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之理。

　　由是观之，“辨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中医如此，治国亦如此，医国之道与医人之理是相通的。如果国家“肌体”不畅，显露“病象”，也应辨证施治，治病求本。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诸葛亮站在医者的角度探究治国之策，为相能经邦济世、修明政治，为医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位可以“医国”的“上医”。

　　疾病描写，务求真实

　　《三国演义》中许多疾病描写，都具有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既有触手可及的常见病，如董卓的肥胖症，司马昭的中风，孙策的金疮，关羽的痛风，张松的佝偻病，曹军的晕动病、水土不服等；也有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如刘备的痢疾，刘表的气疾，袁氏兄弟的吐血，曹休的疽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师的黑色素瘤等。其中，以瘟疫、刀箭外伤和情志病为主。

　　首先是瘟疫。瘟疫在《三国演义》中从出现之初就蒙上了些许悲剧色彩，牵出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开篇第一回便毫不隐晦地陈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成因，桓帝宠信宦官，杀戮名士。灵帝即位，又有曹节等人弄权，“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就是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疫气” 就是疫病、瘟病，或者瘟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外感疾病。巨鹿张角凭借微末的医术，还有一部融阴阳五行、谶纬算命等内容于一体的《太平要术》，普施符水，救治绝望无助的灾民，很多人便追随他起义。再如第八十五回叙写曹丕遣三路大军伐吴，数十万兵马被内外夹攻，大败。“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造成“马步军十死六七”的局面，魏军纵使有心再与东吴重新交锋，也实在乏力，无奈只能引军回洛阳。三国混战，民不聊生，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其次是刀箭外伤。疆场上的厮杀和冷兵器的对决最容易引发骨折、脱臼及软组织损伤，甚至皮开肉绽而出血。第七回写孙坚攻打襄阳，单骑前往岘山，身中石、箭，多处受伤，脑浆迸流，寿止37岁。第九十九回孔明欲攻阴平、武都二城，派张苞、姜维等人前后围杀魏将郭淮、孙礼。张苞望见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急忙追赶，不料连人带马跌入涧内。被后军救起时，头已跌破。无论是孙坚的“脑浆迸流”，还是张苞的“头已跌破”，均是暴力作用头部造成的脑外伤；第十八回夏侯惇与高顺、曹性交战，被射中左眼。第七十五回关羽中箭后，“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摹写得栩栩逼真、有声有色，着意渲染刀光剑影下受伤者的各种面容、行止举动，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最后是情志病。中医将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情绪称为“七情”，一个人若情志过极，就会阴阳失调，进而气血不畅，最终引发腑脏之疾。《三国演义》中有很多因为情绪波动而致病，甚至死亡的例子。如第十三回，杨彪、朱儁力劝横行无忌的郭汜，却险被监禁。杨彪对朱儁说：“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间耳！”言罢，二人抱头痛哭，昏绝于地。朱儁回家成病而死；第二十三回，国舅董承见曹操依仗武力骄横恣肆，却无计可施，只能长吁短叹，最终感愤成疾；第一百四回，李严听闻诸葛亮病逝，“亦大哭病死”。此外，周瑜生气吐血而亡是“怒则气上”，诸葛亮心力交瘁而早亡是“思则气结”，夏侯杰被张飞一喝吓得肝胆碎裂是“惊则气乱”。

　　治疗方法，各具特色

　　中医在与各类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围绕着以辨证施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逐渐衍生出砭、针、灸、药四种治疗方法，尝试通过疏通经络穴位，启动脏腑原有的功能。《三国演义》中常用的方法是外科手术和内服汤药，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在潜心探索中精进。

　　首先是外科手术，集中呈现在医技精湛的华佗身上。第七十八回，曹操遍求良医治疗风疾，华歆在举荐华佗时说：

　　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

　　华歆盛赞其擅长针灸、贴敷，精于手术，还发明了麻醉剂“麻沸散”。有了先前“治愈周泰金疮”“为关羽刮骨疗毒”的铺垫，华佗为曹操诊脉视疾便顺理成章。虽然华佗的“开颅取涎”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反倒为曹操的疑心所致而屈死狱中，但这位杏林巨子的精湛医术却永远令人叹服和钦佩。

　　其次是汤药。《三国演义》对一些药材的性质、用途有准确的表述，用方纯熟。有“蒜齑”，一种用捣碎了的蒜浸醋做成的酸菜。第七十八回讲述华佗遇人有饮食不下之病，令其饮用三升蒜齑汁，吐蛇一条，病愈。此处的“蛇”是一种寄生虫，“蒜齑”就是杀虫的良药。华佗对寄生虫病的病因也有正确认识，即“多食鱼腥，故有此毒”。还有“诸葛行军散”（又名武侯行军散）也颇有疗效。第八十八回描写诸葛亮亲征孟获，时值五月，天气异常酷热，蜀中差马岱押运解暑药和粮食至军营。据考证，马岱带来的解暑药就是诸葛亮亲自配制的“诸葛行军散”。据《中医大辞典》载，此药为淡橙黄色粉末，气芳香，味辛、凉，由犀牛黄、麝香、冰片等八味药材按比例研磨、混匀而成。适用于中暑昏晕、心腹烦闷等症。还有“薤叶芸香草”治疗瘴气的记载。第八十九回记述蜀兵征战南蛮，山险岭恶，黄昏时分，烟瘴大起。诸葛亮在老叟的指点下，采得“薤叶芸香草”，军士口含一叶后，瘴气不侵。中医认为，芸香草味辛、微苦，有止咳平喘、祛风利湿的功用。

　　养生保健，以治未病

　　“养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黄帝内经》有言 ：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这意谓人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养生，在没有发生疾病的状态下，预先采取养生保健措施，才能延缓衰老和防病于未然。《三国演义》所描述人物的日常养生状态比较斑驳，养生方法也不成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饮食养生。古人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物种类繁多，所含营养成分和气味亦不同。为了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需要合理调配，全面均衡地摄取食物，主味薄，少厚味，忌偏食、多食。第十四回曹操入宫议事，见正议郎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遂向董昭请教养生之奥秘，对曰：“某无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董昭所说的“食淡”，一是少荤为淡，二是少盐为淡。这样的饮食秘笈看起来稀松平常，却是养生追求的高境界，与道家所提倡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之说相通。道家认为人乃禀天地之气而生，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不能人为斧凿。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追求淡味。

　　其次是方药养生。历代不少帝王都痴迷于“仙方”，以求长生不老。第一百五回载，魏明帝曹睿刚即位三年，便一意孤行，在许昌大兴土木，修“芳林园”，以期与神仙往来，获长生不老之方。博士马钧奏道：“汉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国最久，寿算极高，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尝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自是不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中蕴含着积极的重人贵生的理念，丰富了中医防止早衰、延年益寿的实践及方法。

　　最后是睡眠养生。中医认为，睡眠是人体阴阳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既能还精养气，还能健脾益胃。世人大都称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却很少关注他的养生方式——充足的睡眠。早年隐居隆中，诸葛亮过着躬耕陇亩的田园生活，且深谙睡眠之道。他称自己为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旁人言他是“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然而，处于苍凉乱世，他这条“龙”怎能安卧？无非欲借“睡”来韬光养晦而已。拥有充足的睡眠时，诸葛亮面如冠玉，容貌甚伟。走出茅庐后，身居丞相要职，日理万机，常常寝不安席，最后忧劳成疾。他的早逝愈发说明如果睡眠质量不佳，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三国演义》属于典型的世代累积型小说，是数辈人共同参与创作的结果。罗贯中将古今之事于谈笑间娓娓道来的同时，也在人物沉浮的字里行间传播中医经典、弘扬中医技艺。但需要强调的是，此书中与中医文化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并非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和虚构世界的艺术创作，还饱含着作者对社会纷乱、人民疾苦惋惜、喟叹的情感温度。可以说，中医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让《三国演义》中“乱世无太平，乱世无长寿”的主题线索更加富有情节性，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和有益的人生思考。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